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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载体的变革与汉字的革命
 
  一
  《墨子o兼爱下》:"今若夫兼相爱,交相利,此自先圣四王者亲行之。何以知先圣四王亲行之也?吾非与之并世同时,亲闻其声见其色也。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可见,在墨子时代,已经有竹、帛、金、石、盘、盂等汉字载体出现,人们也已经注意到汉字与其载体的密切关系。
  现代考古发现,陶器、甲骨、青铜器、玉、石、竹简、木牍、缣帛是纸发明以前的主要汉字载体,它们又可以分成两个层次。陶器、甲骨、青铜器、玉、石是书籍产生以前的较为坚硬的汉字载体,它们都不是专门的汉字载体,陶器是生产、生活用具;甲骨是占卜的材料;青铜器可作礼器、乐器、兵器、食器等,是王室贵族的专用器具,祭祀摆设的青铜器物反映贵族内部的等级;玉、石是人们常见可作雕琢、建筑的自然材料。古人在这些材料上刻铸汉字都不是以交流思想、传播知识为目的,但是古人又确确实实依靠这些材料记录下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它们作为历史的见证,反映了汉字载体的演进过程。与这些坚硬的汉字载体相对的是另两种较为柔软的汉字载体,那就是简牍和缣帛,它们是被有意识地作为书籍的书写材料而成为汉字载体的。王充《论衡.量知篇》?quot;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断木为椠,析之为版,力加刮削,乃成奏牍。"据史料记载,秦始皇勤于理政,每天处理的公文达120斤,小吏只搬动写有公文的竹简就要费很大的力气,而且稍不小心,编绳还会断散,那就会造成脱简、错简,破坏公文或书籍的内容,给阅读带来困难。为此人们注意寻找更为方便的材料作汉字载体,于是人们找到了缣帛,虽说缣帛不是人们专门制作的书写材料,但与简牍相比,有很大的优势,它质地柔韧,着墨顺畅;可根据内容裁剪,篇幅可长可短;体质柔软,可随意卷舒,便于阅读收藏;分量较轻,便于携带。帛书起源于春秋时,长期与简牍并用,古书中常与简册并提。与它的优势相对等,缣帛作为汉字载体又有它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它的价格过于昂贵,而且缣帛比竹木更容易朽坏。缣帛作为汉字载体虽未普及使用,但它启发了人们的思路,促使人们进一步寻求原材料来源更丰富、价格更便宜的替代物,纸便应运而生了。
  《汉书》中记载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个下等的嫔妃叫曹宫,她因私生孝成皇帝的儿子而被毒死,"发箧中,有裹药二枚,赫蹄"。[1] 何为"赫蹄"?应劭曰:"赫蹄,薄小纸也"。这说明,在蔡伦发明纸以前,纸张已经进入了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之中。考古发掘也有实物印证,1957年在陕西西安发现的"灞桥纸",就比蔡伦生活的年代早二三百年。但在纸张的发明史上,蔡伦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据《后汉书.蔡伦传》记载:蔡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这种"蔡侯纸"物理性能与缣帛十分接近,但由于原材料丰富,可以大量制造,因而很快就普及开来,被广泛使用。蔡伦造的纸不仅盛行于中国本土,还迅速地传播到世界各地,纸也因此成为举世闻名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东汉以后,中国的造纸术不断得到改进和发展。造纸的原料不断更新,纸的的花色品种不断增加,如晋朝用藤皮造的藤纸,唐朝用青檀树皮造的宣纸,北宋用竹子造的竹纸。纸的质量也迅速提高,产生了一些极负盛名的纸,如比蔡伦稍晚的左伯所造的"左伯纸",唐朝宣州的宣纸、硬黄纸,扬州的六合笺,韶州的竹笺和临川的薄滑纸等。
  纸的发明和使用是汉字载体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它为汉字提供了一种轻灵的可供长久使用的载体,使汉字能够更快更好地传递信息,在这里,造纸技术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另一种与纸有密切关系的技术--印刷术的出现,更使纸这种载体如虎添翼,使它承载了更多的汉字信息,更广泛地传播。印刷术的发明,主要是为了满足大规模复制文字的需要。印刷术发明以前,人们已经创造了一些复制文字的方法,手工抄录是一种最简单使用最广泛的方法,另外,制印盖章和刻石拓印也可以很好地复制文字,这些都为雕版印刷提供了技术准备,进行印刷所必须的材料--制作雕版用的木板、墨、纸,到唐代都已齐备了,在此基础上,我国古代另一重大发明--印刷术宣告诞生了。雕版印刷虽然能大量印制书籍,但是印一张纸必须雕一块版,印一部篇幅浩繁的书,雕版就得数以万计。以宋代四大类书之一的《册府元龟》为例,大约要27000多块雕版才能把它印出来。因此,宋代人毕升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术。较之手续繁复的雕版印刷,毕升的活字印刷术省工省时,把印刷技术大大推进了一步。继泥活字以后,我国古代的能工巧匠们还发明了木活字,锡、铜、铅等金属制的活字。我国最大的一部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就采用了活字印刷,使用的是铜活字。同样的,印刷术也由阿拉伯传到了欧洲,被改进和使用。
  古代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与经济文化的发展是分不开的。造纸术和印刷术分别诞生在汉、唐两个时期,这两个时期正是古代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高度一致,经济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以经济文化为基础的科学技术也相应地处于前沿的地位,科技含量较高的造纸术和印刷术就这样在中国?quot;时"而生了。
  1867年,美国制成了西方拉丁字母键盘打字机,用打字机代替手写,借助这种技术,可以更快捷地处理文字信息。而当时中国正处于由腐败的清政府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时期,当时千疮百孔的中国经济再也无法同飞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相抗衡,因此,西文打字机在欧美普及到几乎人人都能用的时候,在中国才有了第一台中文打字机,而且汉字打字机只有专业打字员才能使用,还不?quot;盲打",效率很低。同时,中国印刷技术发展也出现了障碍,汉字的手工捡字排版,劳动强度大,效率低。近代中国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落后造成了汉字载体在机械化、现代化方面的落后。
  1946年,美国制造了世界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从此信息处理进入了划时代的历史时期,计算机技术也成了最重要的文字处理技术,伴随计算机技术产生了一种全新的文字载体,那就是磁光信息存储介质,比如芯片、磁盘、光盘、磁带等。这些磁光信息存储介质与传统的文字载体相比有它非常突出的优点:存储量大、重量轻、便于携带、传输和长久保留。记录在这些载体上的文字信息可以通过网络迅速传到世界各地,目前大数据量的信息传输也主要依赖这些载体。为适应世界经济的发展,解放以后,我国投入了大量的技术力量,进行了计算机的研制,于1967 年制成了我国第一台晶体管电子计算机。在此后的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国的科技工作者经过不断的钻研和努力,实现了计算机的不断的更新换代,并在中文输入输出方面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借鉴国外的技术,汉字也有了自己的新载体--磁光信息存储介质,中文信息处理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在技术方面我国还是远远落后的,要充分发挥汉字新载体的作用,首要的还是改进技术。
  汉字载体的变革的历史表明,汉字载体是沿着轻灵的轨迹不断向前发展的,决定它们发展速度的先决条件是社会的变革、科技的发展,在古代,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走在了前面,汉字载体的发展的速度就快;在近代,中国经济文化落后了,汉字载体的发展就受到了制约。而且随着汉字载体的变革,人们也一步步地认识到了载体和汉字之间的密切联系,不断地改进载体,使之更好的地承载汉字记录历史和文化、传递信息的任务。
  二
  1923年,《国语月刊》出版"汉字改革号",钱玄同发表了在当时影响极大并颇具代表性的论文《汉字革命》。他说:"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这是有新思想的人们都知道的";"汉字不便编号、检查、排印、打电报、打字","处处都足以证明这位老寿星的不合时宜,过不惯二十世纪科学昌明时代的新生活!"因此,他提出要革汉字的命,废除汉字,甚至"废除汉语"。[2] 这种革命,在今天看来未免有些过激,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观点的提出,对推动汉字自身的变革也确实起了一定作用。我们所说的汉字的革命,跟钱玄同的"汉字革命"不是一回事。我们这里所讲的汉字的革命是指在大的社会变革和新技术革命面前,汉字经历的根本性的变革。
  汉字是形、音、义的结合体,说到革命,首先表现在形方面。在汉字学中,有汉字形体演变的说法,即汉字的字体经历了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草书、行书及简化字的不同演变阶段。这里反映的是汉字字体的历史渐进过程,不是每一种形体到另一种的演变都可称作革命,在汉字形体的演变过程中真正能称得上革命的只有三次 。一次就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所实行的"书同文"的改革。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o叙》中详细记述了这项改革的过程:"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阂合者。斯作《仓颉篇》,中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quot; [3] 虽然小篆是在大篆的基础上"颇省改"而来,不是独创,但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意识地对汉字进行的规范和改革鹤滞骋缓凸娣兑院螅芨玫卮锿持握叩乃枷耄欣诠业耐骋缓头⒄梗哟艘院螅鹤殖闪顺嚼泛偷乩怼⒊浇准逗驼瘟α俊⒊矫褡搴陀镅缘耐骋恢泄淖畛志谩⒆罟惴骸⒆钌詈竦牧α浚恼我庖濉⒗芬獬苏庖桓母锏南质底饔茫蚨梢猿谱饕淮胃锩5诙尉褪呛鹤肿痔宕幼榈搅ナ榈难荼洌簿褪"隶变"。在"隶变"过程中,隶书较篆书在字形结构上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并且,从此奠定了现代汉字字形结构的基础 。从篆书到隶书的变化,是汉字演变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字形结构变化的一大飞跃,是古今汉字的一个分水岭。汉字字形的第三次革命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对汉字的简化。汉字的简化是汉字史上常见的现象,历代都有简体字在民间流行,唐代以后,由于雕版印刷技术的发展,书籍出版大量增多,书中用的简体字逐渐多起来,一直到清末,简体字只限于在民间流行,没有合法的地位,被统治者看作是"俗体"、"破体"。五四运动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新文化运动的内容之一就是汉字的改革。当时汉字改革的急先锋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钱玄同先生 ,他认为汉字改革治本的办法是废除汉字、"改用拼音"、"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是治标的办法"于是他提出《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在提案中要求承认简体字的合法地位。但他和许多语言文字工作者的努力最终也没有使简化字推广开来。1954年12月直属于国务院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了,委员会的第一个成果就是1956年公布推广的《汉字简化方案》。这个方案充分借鉴和吸收了前人简化汉字的经验和成果,是经过前后五年的酝酿和修改才最后确定下来的,它的确定是审慎的,又是及时的,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汉字简化方案》尚需不断改进。
  汉字属于表意体系的文字,虽然其中有大量的形声字,但不能像拼音文字那样通过文字符号本身直接表示出正确的读音来。为了便于传授和学习汉字,古人创造了很多给汉字注音的方法,如:譬况、读若、直音等。《颜氏家训o音辞》说:"孙叔然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反语"即"反切","反切"的使用是汉字字音的一大革命。它用两个汉字拼合给一个汉字注音,克服了以前汉字注音的缺陷,把汉字的音分成声母和韵母两部分,再加以拼合,可以说是拼音的萌芽。从汉末到清代,这种注音方法一直在使用,可以说,"反切"是古代注音方法中影响最大、流传最久的一种。但它还不是真正的拼音,还存在一些局限性,特别突出的一点就是:由于古今语音的变化,古籍中所注的反切,今人往往不能准确地拼读出被注字的音来。人们没有停止对汉字字音的探索,近现代人们提出了许多汉字注音方案,并付诸实施,但这些方案或多或少地存在缺陷。1958年推广使用的《汉语拼音方案》是汉字注音的又一大革命,它集千百年来汉字的各种注音方法和海内外各种方案之大成,是经过多年反复研究讨论,并通过郑重的法律程序制订的。使用四十多年来,它在许多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并且由我国的法定拼写方案发展成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因而,它是迄今为止给汉字注音的最佳方案。
  汉字又是形义结合最密切的文字。以笔画和部首结体成方块的汉字,在早期一般是以词的形式出现的,也就是说,一个汉字就是一个词,它的词义就体现在笔画和部首有一定逻辑性的组合之中。通过分析字形就可以求得词义,这条规律早在东汉时期就被许慎发现了,他靠这条规律写成了文字学和训诂学上影响都很大的《说文解字》一书,但在字义方面称得上革命的还不是《说文解字》一书,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倡导的"白话文"运动。"白话文"运动不仅使口语和书面语之间的距离缩短了,而且使汉语的词汇意义有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由文言文的单音节词到白话文的双音节词多音节词,汉字的总体数量并没有增加多少,可就在字与字的组合中,汉语词汇所容纳的信息量大大增加了,这就使汉语适应了新时代的发展,汉字也由此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这也是时代变革促使汉字在字义方面进行的一次革命。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条规律同样适用于汉字。
  三
  恩格斯认为:"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是人类社会由野蛮时代过渡到文明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4] 不断变化的汉字记录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而承载汉字重任的又是不断变革的汉字载体。当汉字的载体发生变化时,汉字本身也会要有相应的变革。同样地,汉字自身的革命也促进汉字载体的变革。汉字与其载体的互动发展,有共同的前提,那就是社会的变革、经济文化的发展、新的技术革命。历史证明,任何一次大的社会变革、新的技术革命,都会引起文化结构的变化,作为文化载体的汉字在变化的大潮流面前都做出了相应的变革,负载汉字重任的汉字载体也随着社会发展、新技术革命不断地改变自己,以适应汉字发展的需要。但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由于社会的动荡不安,中国的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影响,科技的发展也远远落在了后面,汉字的载体不能很好地承载汉字传递信息、交流思想的重任。面对这个问题,当务之急是要发展经济发展高科技。我们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指出:"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quot;,"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从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5] 我们人类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电子计算机的应用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要跟上世界步伐,走在前面,我们就要发展我国独有的汉字计算机技术,向大众普及,向国外推广。同时汉字改革的步伐也不能停止,汉字的改革应注意两点:一是要适应社会的需要,不能急于求成,急于求成就要走弯路;二是汉字的改革要符合汉字发展的规律。
  汉字载体的变革和汉字革命的互动关系告诉我们,计算机技术要朝着适合汉字的方向发展,汉字的改革也要以适应当今的计算机技术为方向,二者才能密切结合起来,发挥其应有的威力。
  注释:
  [1]《汉书o外戚传第六十七》,中华书局, 1962年版。
  [2][4]转引自李敏生《汉字哲学初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年版,第121页。
  [3]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15页。
  [5]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第4卷第21页。
  [6]《瞿秋白文集》(二)690页。
  [7]《邓小平文选》第3卷279页。

 
 
{ 作者:程守祯   编辑: 宋沁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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