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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左形右声字的认知研究
 

    一、引 言
  1·1形声字是汉字的主体。早期甲骨文中形声字为数甚少,但在两周金文时代汉字就已经开始形声化,春秋战国时代的金器铭文中形声字上升到40%左右。秦朝统一小篆形体后,形声字开始在汉字占据优势,这种优势地位到了东汉许慎时更加明显。《说文解字》全书收录小篆正体9353个,其中形声字是8233个,占总数的87.5%。[1]此后形声字的比例一直居高不下,郑樵《通志·六书略》中统计宋代有形声字21341个,约占总数的94%,而其它三种结构方式总共才有1445字。
    现代汉字的情况也大抵如此。1991年国家语委语用所完成了"现代汉语形声字研究"的课题,建立了"现代汉语形声字数据库",对现代汉语7000个通用字中的形声字进行了详细的统计与分析。[2]统计数据表明,声符与整字声韵调完全相同的形声字有12个,声韵调与整字部分相同的形声字有5484个,两项合计5496个,比例约占77%。这个数字与前代相比有所下降,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统计材料、统计原则与统计方法的差别、形声字的发展与流变等,但是形声字仍然处于汉字的主体地位却是不争的事实。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格局的出现呢?
  1·2我国古代和近代语言学家一直在试图解释形声字的能产性问题。宋代郑樵《通志·六书略》中说:"谐声与五书同出。五书有穷,谐声无穷。五书尚义,谐声尚声。天下有有穷之义,而有无穷之声……谐声者,触声成字,不胜枚举?quot; [3] 近人胡韫玉说:"六书之用,以声为最广,亦以声为最便。意不可会,则以形定其义,以声谐其音。"[4] 现在对于形声字的研究除了数据的精确性之外,并没有多少超出古人之处。因此形声字仍然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本文试图从认知心理学这样一种新的视角对汉字形声字结构格局进行深入探讨。
  1·3谈到形声字的结构格局,主要是左形右声结构的问题,所以本文主要研究以下两个问题:(1)左右结构的认知处理策略;(2)左形右声结构形成与发展的认知机制。
  二、汉字认知分析的起点与基础
  2·1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的性质及汉字认知的复杂性特征使得汉字采用与拼音文字不同的认知处理模式,这是汉字认知研究的起点和基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汉字是具有表意性质的文字。虽然今天的汉字在构形理据上与早期象形汉字已不可同日而语,大量单纯表音的符号字承担起记录汉语的任务,但并没有改变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的本质特征。针对汉字中存在的形声字、象形字、指事字及假借字,人脑有可能采用不同的认知策略;而对同一个字中不同的构字部件也会采用不同的认知策略。[5]
  (2)汉字是大字符集。不仅总数庞大、而且偏旁部首多,笔形复杂、部件组合方式多。数量多直接导致了所需处理的信息量大增。
  (3)汉字许多笔画、部件、整字之间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相似性,而相似性的区别操作增加了认知处理的复杂性。
  (4)汉字笔顺规则与图形知觉的密切相关。笔顺动作图式是汉字认知复杂性的重要来源,二者的协调可以有效地降低认知难度,反之则会使难度增加。例如在独体字层次上,掌握了"日"字的笔顺规则就可以正确地推导出"目、且、自、田"等字的笔顺,"凹、凸"在图形知觉上与"日"相似,但却无法依照"日"类推,于是就产生了图形知觉与笔顺规则的矛盾。
  (5)汉字除了可以切分出笔画、部件和整字三个层次外,还具有潜在的层次--部件组合。[6] 部件组合是介于整字和部件之间的层次(Combin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 Constituents),与英文字母串相当。部件与部件组合作为一个整体反复认读的经验积累,使它们在识别时表现出一种整体性,成为信息加工的基本表征。
  2·2汉字认知的复杂性与特殊性造成了汉字与拼音文字在认知处理与流程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汉字认知一般是由图像识别开始,以图像的感觉与知觉为基础。感觉器官受到文字图像的刺激,由内神经传到大脑进行高级分析,形成感知表象;感知表象与主管意义加工的机制相连接,形成一条由形象识别直接通向意义加工的通道。拼音文字的认知未形成这样的直接通道,而是经历了语音加工与识别的中间过程。
  汉字认知与拼音文字认知另一个不同之处是汉字的知觉整体性S捎诤鹤炙锹嫉挠镅缘ノ皇怯锼兀桓龊鹤只敬硪桓鲆艚冢液河锸侨狈π翁浠挠镅裕桓龊鹤旨锹疾煌拇驶蛴锼厥弊中尾环⑸魏伪浠佣钩闪艘桓鱿喽怨潭ǖ娜现ピU庵秩现韵笥肴搜劬κ油ぶ醒胄“嫉氖游锞劢构愣缺冉先菀灼ヅ洌谠亩林锌梢宰畲笙薅鹊丶跎偎缴韬突厥樱佣纬闪撕鹤秩现系闹跽逍裕庥肫匆粑淖质奔湎群蟮萁交蛳咝稳现呗圆灰谎?br>   三、汉字左右结构的认知策略
  3·1汉字认知注重整体性与直观性,并不等于说不同结构与组合方式的汉字在认知处理上会采取同样的具体策略。喻柏林、冯玲(1990)曾经让被试对每个汉字的组合方式做出口头报告,结果表明被试在反应时和错误率上并没有差别。但是,这个结论因其实验方法和实验目标等原因并未得到普遍认可。喻柏林、曹河圻(1992)采用了同构字与异构字对等量加入的方法,不仅包括对单字组合方式的辨别实验,而且还包括在辨别基础上对两字同构方式异同关系的辨别实验。结果显示上下型同构的反应时是885.4MS,错误率15.9%,左右型同构的反应时是721.8MS,错误率仅有2.5%。前者的两项指标分别比后者高出163.6MS和13.4%,可见左右型汉字存在着明显的认知优势。[7]
  3·2上下结构比左右结构耗费的反应时多,错误率却反而比后者高,从信息加工理论的角度来看是上下结构所蕴涵的信息量比左右结构的信息量大,因而在处理起来需要更为复杂的认知策略,需要更多的处理时间,同时因认知对象的复杂性还有可能出现较多的失误。
  人们在对信息进行认知处理时总是遵循先易后难的认知策略,即人们更愿意处理简单、容易加工的信息,有加工难度的复杂信息在认知处理中常常放在易于加工的信息后面。教师在命题时总是习惯于将容易解答的填空题和选择题放在试卷的开始部分,把稍难一些的但又属于基础知识运用的简答题放在稍后的位置,最后出现的是需要应考者广阔视野和丰富知识的论述题。而考生在考试时经常采取的步骤是先做容易做的,碰到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先放在一边,继续做会做的题目,最后集中精力攻克难题。这种思路其实正是人们惯常运用的认知处理策略。
  汉字组合方式的差异显然体现了这种先易后难的认知策略。这种策略也是左右结构在汉字中占绝大多数的内在认知动因。但是有一些制约因素没有考虑进来,例如处于静态的左右结构与进入语言交际环境的左右结构在认知上的差别,即语境因素对左右结构认知的影响;又如是否还会有文化规约因素或其他非常态因素影响呢?而且这种解释目前还无法对左形右声结构占主流的问题做出明确的回答。这说明在这个问题的背后还隐藏着更为深层的原因。
  四、大脑功能定位与汉字信息处理
  4·1位于大脑两半球上的大脑皮层仅有2-4毫米的厚度,但却是控制人体神经系统的最高级中枢。大脑皮层的机能分为数个神经中枢,包括视觉、听觉、触觉、运动、语言等中枢。一般认为大脑两半球存在着不同的功能定位,左半球是处理语言,进行抽象逻辑思维、集中思维、分析思维的中枢,具有连续性、有序性和分析性等特征,主要的分工是语音、听觉、语义、时间、分析、形式、逻辑、数字、数学;右半球是处理表象,进行具体形象思维、发散思维、直觉思维的中枢,具有不连续性、弥漫性、整体性等特性,主要的分工是视觉、形状、空间、绘画、直觉、整体、综合、音乐、舞蹈、形象、联想。[8] 人类的脑功能分布大抵如此,当然在某些具体机能的定位上可能会存在着差异,例如国外学者对日本人与西方人的脑功能分布进行研究发现,日本人感知元音、辨别乐器声的功能在左脑,而西方人则有右脑执行感知元音、辨别乐器声的功能。
  4·2语言文字是人类最重要的认知工具,因而语言的脑功能定位自然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重视。最初对大脑功能的探索大多是采用拼音文字作为刺激材料,结果认为人类的语言活动与大脑左半球的某些部位相关,后来全脑割裂的实验以及对失语病患者的研究证明大脑左半球具有言语表达与言语理解的功能,具体地说是左脑的外侧周围联想皮层区完成大部分的语言功能。[9] 那么,以具有表意性质的汉字作为刺激输入材料时,是否会得到与上述相同的结果呢?
  对于汉字认知与脑半球功能分布关系的研究最早是由日本学者进行的,八田武志在实验中发现日文中表音的假名辨认是由左脑完成,而日文中的汉字主要由右脑负责。此后,张武田(1984)提出了异议,他在速示条件下探讨了汉字与阿拉伯数字的辨认,发现单侧视野呈现汉字或双字词及双侧视野分别呈现汉字和阿拉伯数字时,左半球表现出较高的认读正确率;在双侧视野同时分别双字符号和数字及中央视野与单侧视野同时呈现汉字时,左半球仍表现出较高的认读正确率。与上述两种观点不同,有的研究者发现汉字认知过程中两个半球呈现出功能均势。尹文刚(1984)在速示条件下进行了汉字字形与无意义图形辨认的实验研究,结果发现右利者均在辨认汉字字形的过程中呈现出两脑均势。后来又有人以母语不同咦魑皇匝芯亢鹤肿中伪嫒现械拇竽怨δ芪侍猓⑾种泄胪夤粞侥跃啤?
  4·3为什么同是以汉字认知与脑半球功能分布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会出现三种不同的研究结果呢?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由于与实验相关因素的制约,包括刺激材料的不同、刺激呈现方式的不同、作业难度的不同以及被试对象在年龄、经验、反应等反面的差异。例如,如果汉字的辨认属于知觉水平且作业难度较大,一般表现为两脑均势或右半球优势;如果汉字的辨认属于思维水平且作业难度更高一些,一般是左半球具有优势。[10] 又如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人在少年阶段容易呈现出大脑功能的一侧化,但是如果这一时期左半球受到意外伤害,其语言功能将会转移到右半球上去,由右半球行使"代偿作用",成年之后,这种代偿作用就不复存在了。另一方面则可能是由于研究并未充分注意到汉字作为认知与处理对象所表现出的认知复杂性,而只把汉字作为普通的刺激材料,因此在大脑语言功能的问题上必须考虑汉字本身的因素,过分强调被试与实验条件的制约并不能解决多少实质性问题。
  五、左形右声字的认知机制
  5·1上一节中我们简单地说明大脑机能定位与语言认知处理的关系,列举出了几种针对汉字认知脑功能定位问题的不同观点。在这几种观点中,以主张大脑右半球占优势的居多,这其实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与大脑的功能密切相关的。我们已经知道人脑右半球是处理表象思维,进行具象思维、发散思维、直觉思维的中枢,与左半球相比,它更擅长处理视觉、形状、面貌、空间、形象等整体性的认知对象,显然右脑的这种功能优势是与汉字字形认知上的知觉整体性相契合的,因而为汉字认知过程中的右脑优势奠定了坚实的生理基础。近年来所进行的失语症、失言症、布洛卡症等患者的临床观察也支持这一观点,例如运动性失语症患者不能正确认读汉字,却不妨碍他理解简单的词义。贾玉新(1993)也发现一个右利者虽然患有布洛卡症,丧失了语言表达能力,但在汉字字形的认知上却与正常人基本相同。
  右脑在汉字认知中具有优势,但这并不等于说汉字认知的任务都是由右脑专门部位独立完成的。关于汉字认知的神经机制研究表明,汉字识别有两条神经传导通路:(1)视区-角回-听区-运动区;(2)视区-角回-运动区。第一条通路是拼音文字所常用的通路,第二条通路一般认为是汉字所独有的。很明显在第一条通路中左脑的语音功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与汉字的特点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汉字形声字的声符在认知中采用"形-?quot;与"形-音-义"两种神经通路,而且汉字中已经存在着相当数量的符号字,它们的主要功能是表音,因而左脑在这种汉字的认知处理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5·2神经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的视野与脑半球存在着交叉对应关系,即左视野与右半球相对应,右视野与左半球相对应。具体地说,人的双眼分为左右两个视野,来自两眼左视野的光线落在视网膜的右侧,而从每个视网膜右侧发出的纤维与大脑右半球的枕叶相连接;来自两眼右视野的光线落在两眼视网膜的左侧,从每个视网膜左侧发出的纤维与大脑左半球上的枕叶相连接。[11] 这样右脑将处理出现在左视野的信息,左脑将处理来自右视野的信息,同时由于大脑左右半球分别擅长处理语音信息和字形信息,因此在处理来自左视野的字形信息包括形符和来自右视野的语音包括声符时会更加准确和迅速。汉字形声字中左形右声结构占主体的格局显然是与大脑两半球在处理汉字信息时所采取的策略相符合的,这应该是左形右声结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内在认知动因。正是这样的脑功能分布机制给形声字的生存提供了最为广泛的生存空间。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看是提供了一种优越的对问题空间的求解结构,从而为文字信息的加工处理创造了便利条件。
  5·3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做出以下推断:早期形声字的声符与整字的读音相同或相似,形符与整字的意义相同或相关,这样的形声格局应该最适应大脑两半球的认知处理。但是这样理想的格局随着语言尤其是语音的发展演变而开始出?quot;不和谐"现象,声符的表音功能逐渐弱化,形符所起的作用更主要是提示大致的字义范围,甚至当形声字借作其他词语的记录符号时,形符与声符已经完全丧失了原有的功能和作用。这种情况在《说文解字》中已经非常严重,声符在很大程度上担负着示源功能,即显示形声字所记录的词的源义素的作用,形符中的高频形符示意的概括性、范围和方式要明显高于低频形符。[12] 到了现代汉字阶段,如果按照声符示音的严格标准衡量的话,7000个通用汉字中只有12个合格的形声字。[13] 从这种意义上说,形声字"理据"的不断演变与大脑的认知处理机制处于逐渐背离的状态,[14] 但是这并没有引起形符示意功能和声符表音功能的大幅度变化,以适应形声字认知处理的需要。这当然与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符号和交际工具需要保持相当的稳定性有关,但是从认知处理的角度看,可能与大脑的认知与生理机制有关。
  神经生理学的研究表明,大脑皮层相关部位试图建立一种"动型"时[15],一般都"需要花费相当大的,并且是非常大的神经劳动",[16] 但是"动型"确定后常常趋向于用越来越少的神经劳动来维护和保持它,即使新的情况和刺激也很难使其有所起色。这?quot;惰性"因素导致了认知处理策略调整上的保守性。根据这种"动型"理论,我们可以认为形声字与大脑对处理形声字信息的相关部位以及相应的认知机制之间建立起了"动型"关系,这种关系使得人们面对形声字的流变而疏于调整,由此导致了形声字中形符与声符原有功能逐渐弱化的局面。
  另外,从图形识别的角度看,汉字认知更加注重整体性和轮廓性,字形的细微变化并不会给汉字认知造成多大影响,甚至在遮盖住字形的某一部位时,仍然保持着较高的识别准确率,例如方块汉字以中心为原点的四个等分象限所含字形特征信息量的实验表明:上下结构汉字遮住右下角的识别率高达95·26%,独体字遮住右下角后的识别率为92·46%,左右型结构汉字遮住左上角后的识别率为61·58%,左右型结构汉字遮住左下角后的识别率为71·58%。[17] 这些实验数据也支持汉字认知中的整体性和轮廓性的特点,而这种注重轮廓性和整体性的倾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动型"的保守性。
  当然,在处于"动型"关系的形声字与大脑认知处理机制之间,易于做出调整和改变的还是前者。许多形声字经过改革后更加"名副其实"。这种改变可能会在构形理据方面背离得更远,但改革后的形声字有利于汉字的认读,同时也因为信息量的减少而减轻了认知处理的复杂性。例如《简化字总表》中"优"、"种"、"础"、"据"等字采用了改换声旁的简化方式,虽然破坏了所谓的"字理",却是一种与认知处理机制相适应的变化。
  六、结 语
  语言和文字是人类普遍认知组织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坚持以信息加工模式为基础,尝试运用认知心理学的认知处理策略及相应的神经生理机制对左形右声结构汉字做出认知机制上的探讨与研究,希望从中寻找到隐含在这些文字学问题背后的、导致这些文字学现象产生的内在认知机制。进一步的研究还有待于在深度与广度上的拓展,主要是:
  (1)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相结合的研究,提出更为科学和精确的认知模型。
  (2)汉语与汉字实验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提供充分的实验数据与临床观察的支持,尤其是全脑割裂实验数据的支持。
注释:
  [1]根据陈昌治改刻的大徐本统计,《说文解字》实际字数是8233个,文中的统计数据根据此数字计算而出。
  [2]详见李燕、康加深《现代汉语形声字声符结构研究》,载《语言文字应用研究论文集》,国家语委语用所编,语文出版社1995年1月第1版。
  [3]参见郑樵《通志·六书略》,《十通》,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转引自张斌、许威汉主编《中国古代语言学资料汇编o文字学分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4]参见胡韫玉《六书浅说o 形声释例》,《国字汇编》。转引自张斌、许威汉主编《中国古代语言学资料汇编o 文字学分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5]参见徐火辉《汉字形态认知复杂性分析》,载《语文建设》1995年第8期。
  [6]参见韩布新《部件组合-潜在的汉字结构层次》,载《中文信息学报》1994年第3期。
  [7]现代汉字的四种组合方式中,左右和上下结构显然是最容易切分的,内外和框架结构切分在处理起来要难得多,因而可以推测内外与框架结构的汉字在认知处理上的反应时更慢、错误率更高。当然这种假设还需要认知心理实验的证据。
  [8]参见林众、冯瑞琴《计算机与智力心理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
  [9]Caplian,D(1994)Language and Brain, Handbook of Psycholinguistics, Edited by Morton Ana,Gernsbachev。转引自彭聃龄(1997)。
  [10]参见唐红波《大脑右半球与汉字辨认》,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
  [11]参见贾玉新《汉字认知与左形右声合体字形成和发展的神经心理分析》,载《求是学刊》第6期
  [12]参见李国英《小篆形声字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
  [13]参见李燕、康加深《现代汉语形声字声符研究》,载《语言文字应用研究论文集》,国家语委语用所编,语文出版社  1995年第1版。关于现代汉字形符的统计与分析,可参见施正宇《现代形声字形符意义的分析》(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94年第3期)、施正宇《现代形声字形符表义功能分析》(载《语言文字应用》1992年第4期)、傅永和《汉字结构及其构成成分的统计与分析》(载断执河锒糠治觥飞虾=逃霭嫔?989年12月第1版)。
  [14]这里当然有可能存在着大脑认知机制随着认知对象的变化调整处理策略的情况。
  [15]参见万业馨《思维发展与汉字符号体系的形成》,载《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6期。
  [16]同上。
  [17]参见韩布新、陈一凡《汉字认知心理研究对机器识别汉字的启示》,载《中文信息学报》1993年第4期。


 
 
{ 作者:刘 兵   编辑: 宋沁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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