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前沿讲座 浏览文章

鹿荣前言讲座讲义
 

汉语属于缺乏形态变化的孤立语,因此语序就成为汉语中表达语法意义的重要手段。在由“名词性短语1(含名词、代词)+动词性短语(含动词)+名词性短语2(含名词、代词)”这三部分组成的句法结构中,动词性短语前后的两个名词性成分位置颠倒,句法结构或者不再合法,比如“我吃饭→*饭吃我”,或者其语义(这里指逻辑真值)会发生改变,比如“人民爱总理→总理爱人民”。但是,在汉语的这种普遍语法现象之外,也还存在着一些颇为有趣的特例现象,比如:

1A水浇花←→B花浇水

2A一锅饭吃十个人←→B十个人吃一锅饭

3A大地笼罩着白雪←→B白雪笼罩着大地

4A酒喝醉了老王←→B老王喝醉了酒

在上面的这些句法结构中,动词性短语前后的名词性短语位置颠倒后,句法结构的逻辑真值义并未发生改变;另外,汉语句子语义单位排列的常规序列是“施事+动作+受事”,而如例(2A和例(4A的句子从表面看来却明显违背这种常规序列而仍然合法,这显然是现代汉语中一种有标记程度特别高的句法语义现象。

从其语义特点来看,现代汉语可逆句式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供用类可逆句式

这类可逆句的AB两式中有一式含有“某种或某些东西供给某个或某些对象[1]使用”这样的意思,包含这一句式语义的我们表示为A式,与之相对的则为B式。这类句子中的动词多为自主动作动词,在A式句中往往表示供用的方式;同时不管是A式还是B式,往往都包含一种对事件进行主观安排的意味。例如:

1A一锅饭吃三个人←→B三个人吃一锅饭

2A油漆刷家具←→B家具刷油漆

3A小米煮粥←→B粥煮小米

4A桌子上摆闹钟←→B闹钟摆桌子上

5A一吨煤烧三个月←→B三个月烧一吨煤

    2、存现类可逆句式

    这是指其中一式表示“什么地方存在或出现、消失了什么事物”也即存现义的可逆句。存现句我们表示为A式,与之相对的句子我们则表示为B式。这类句子所指的事件往往都是已经发生、客观存在着的,其中的NP1往往具有处所义。如:

6A大地覆盖着白雪←→B白雪覆盖着大地

7A房间笼罩着浓烟←→B浓烟笼罩着房间

8A王庄淹了大水←→B 大水淹了王庄

9A墙碰了头←→B头碰了墙

10A教室坐满了学生←→B学生坐满了教室

11A窗前飞过一只白鸽←→B一只白鸽飞过窗前

12A桶外溢出了汽油←→B汽油溢出了桶外

这类可逆句中,有的谓语动词后不带补语,这时候动词多为非自主动词,如上面的例(6)至例(9);有的谓语动词后带补语,如例(10)至(12),这时候动词后所带的补语除“满”、“遍”外,基本都为趋向补语。

    3、致使类可逆句式

这类可逆句中的A式表示“NP1以某种方式致使NP2出现了某种新情况”。其中NP2多指人;而NP1则一般指物,但也可以指人;句中谓语动词部分多为“动词+结果补语”的形式。例如:

13A酒喝醉了老王←→B老王喝醉了酒

14A白菜吃腻了我们←→B我们吃腻了白菜

15A重复课讲烦了老师←→B老师讲烦了重复课

16A衣服洗累了姐姐←→B姐姐洗累了衣服

    4、互动类可逆句式

    这类可逆句中的NP1NP2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例如:

17A太阳晒着老头←→B老头晒着太阳

18A风吹着人←→B人吹着风

19A火烤着人←→B人烤着火

这类可逆句中的谓语动词只限于“晒、烤、吹”等有限的几个。其中NP1多为人类无法完全控制的自然力,NP2则多为指人名词。之所以说这类可逆句中的NP1NP2存在着互动关系,是因为要想实现句子所反映的客观图景,NP1NP2都要对彼此施加一定的影响。比如,要想实现例(17)这一图景,“老头”要主动发出一定的行为,也即他必须来到有太阳的地方,同时,“太阳”也对“老头”施加了“晒”的影响。所以,句子所反映的实际上是“老头使太阳晒老头”这样的意思,其中,“我”是施令者和“太阳”施力行为的“受事”,而“太阳”则是“我”施令行为的受事和“晒”的施力者。

5、相对位置类可逆句式

这类可逆句用来指明NP1NP2之间的相对空间位置关系。AB两式的主要差别在于说话时两句的出发点不同。例如:

20A我家在峨眉山附近←→B峨眉山在我家附近

21A我家离车站不远←→B车站离我家不远

22A校门对着车站←→B车站对着校门

23A小王挨着小李←→B小李挨着小王

这类可逆句表示的空间位置关系不能具有明确的方向性,也即像“前、后、左、右”等方位词无法进入这类句子。

6、等值类可逆句式

这种类型的可逆句中,NP1NP2之间的关系大体上可以用数学上的“﹦”或“≈”来表示。例如:

24A北京是中国的首都←→B中国的首都是北京

25A小李像小王←→B小王像小李

26A三加二等于五←→B五等于三加二

27A一筐苹果换十块钱←→B十块钱换一筐苹果

另外,当动词为“是”时,NP1NP2未必一定能够构成等值关系,比如“A鲁迅是作家——B作家是鲁迅”中,由于“作家”为类名,而“鲁迅”则是专名,A式中的“是”大体上相当于“属于”,这时候AB两式之间的可逆关系无法成立。

以上我们对可逆句式作了一个简单的分类介绍。应该说,我们的这种分类还是相当粗疏的,可能会有概括不全的现象。比如像“A老张遇见了老李←→B老李遇见了老张”之类的句子我们就不能确定它是否属于上面所说的某一个类别。类似的问题可能还有很多,留待我们以后去讨论。

1.1.1 有助于语言类型学研究

语言类型学是当代语言学的一大分支,它的全称实际上是“语言共性与语言类型学”(language universals and linguistic typology)。与一般学者集中关注某一种或几种语言中的众多语言现象不同,语言类型学家“致力于从跨语言(及跨方言)的角度观察研究人类语言,通过跨语言比较寻求或验证语言共性,再以语言共性为背景更透彻地揭示具体语言的特点并以此将众多语言归为若干类型”[2]。语言类型学家致力于跨语言比较,但这种比较也离不开对个别语言的深入研究,比较的前提是首先获得不同语种语言的第一手材料。语言类型学的开山之作Greenberg(1963) 是建立在对包含30种语言的语种库进行考察的基础之上的,但这30种语言中却恰巧没有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汉语,这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所得出的关于语言共性相关结论的普遍性[3]。因此,汉语第一手语言事实的挖掘,第一手语言材料的提供,对于类型学研究扎实基础的建立,无疑会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我们所作的可逆句式的研究,无疑就属于这一方面。

在语言的各种句法现象中,语序是最普遍存在的现象,因此也一直是类型学家关注的重大问题。当代类型学的鼻祖人物Greenberg把语序作为研究的核心课题,从而创立了语序类型学。而在语序类型学的各个研究子课题中,Greenberg最重视的首先就是主语S、宾语O、动词V的相对语序问题,Greenberg1963)共列出关于语序的45条共性原则,其中与主动宾有关的就有15条,占首位[4]。而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可逆句式是主宾语可以自由换位而能保持真值义基本不变的句法现象,这显然跟主、动、宾的相对语序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对它的研究自然也应该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

1.1.2 有助于中文信息处理

中文信息处理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字处理阶段、词处理阶段、句处理阶段。字处理阶段主要是解决汉字的输入输出问题;词处理阶段主要是解决分词问题。这两个阶段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或者取得了不少成果。一般认为,现在处在句处理阶段,而句处理阶段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让计算机准确地理解自然语言中每个句子的意思,二是让计算机生成符合自然语言规则的句子。汉语缺乏严格的形态变化,同一词类序列可以表达不同的句法关系,同一句法格式也可以包含不同的语义内容,这就使得这一阶段的任务显得尤其艰巨。如何突破这一瓶颈,无疑向计算语言学家提出了重大挑战。

在句子的理解和生成过程中,语序也是一个重大问题。汉语基本的语序规则是词类上的“名1++2”对应于语义上的“施++受”,对应于句法上的“主++宾”;词序变动,或者会使句子的语义关系发生改变,或者会使句子在句法上不再合格。但是我们前面也已经指出,汉语中确实存在着一类并不严格遵循这一规则的句法可逆现象,词序的变动不但不带来深层语义关系的改变,也能保证句法上的依然合格。如何解决这类句子的理解和生成问题,我们以语义为核心的研究相信会有所帮助。

1.1.3 有助于对外汉语教学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语法教学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在语法教学中,句式教学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但就我们所知,到目前为止可逆句式还没有被列入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的范围。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于可逆句式相关规律的把握不能说有限,但绝对可以说是不足的。因此,不给留学生讲可逆句,与其说是因为我们不重视可逆句,毋宁说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可逆句。我们只有自己把其中的规律摸清了,理透了,才能转而让留学生更好地学习它,掌握它。应该说,通过对可逆句式尽可能详尽的描写、尽可能细致的分析与尽可能合理的解释,挖掘出隐藏在这种句法语义现象背后的某些相关语言规律,是我们把可逆句式推向对外汉语教学的第一步。可逆句式的研究,对于丰富对外汉语教学内容,完善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提高对外汉语教学质量,应该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1.5 理论背景

本文主要立足于以认知为基础的功能主义的语言观。我们认同这样的观点:人类的语言能力不是人脑里独立于其他认知能力和知识的完全自主自足的天赋的部分,而只是人的一般认知能力和思维能力的一部分;语言不是一个自足的系统,对语法现象的描述必须参照人的认知过程;语义不仅仅是客观的真值条件,还跟人的主观世界紧密相连。各种具体的语言结构,并非直接反映客观的物质世界,而是有人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介于其间,即所谓“心生而言立”。语言结构的生成程序是“客观图景—主观意象—语言结构”,同样的客观图景,由于观察者观察视角等因素的不同,所形成的主观意象也会各不相同,由此在语言层面也会体现为不同的句法结构;反过来说,由于语言结构直接对应于包含说话人的认知因素在内的主观意象,因此,不同的语言结构必然对应于不同的主观意象,即使形成主观意象的客观场景可能完全相同。这样,可逆句式实际上就是经由不同主观意象加工的同一客观场景在语言层面的具体投射。

1.5.1 原型范畴和象似性理论

原型范畴理论是作为与经典范畴理论相对立的观念提出来的。经典范畴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这种理论认为:范畴是根据一组充分必要特征来下定义的,因此,每一范畴本身都有明确的边界,同时范畴内部各成员有相等的地位。而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所提出的原型范畴理论则认为:同一范畴内的各个成员存在着“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即它们会在某一和某些特征上有程度不同的相似。同一范畴内的成员其地位是不相等的:有的成员有较多的相似性,是这一范畴中的典型成员,即“原型(prototype)”;而其他成员则具有不同程度的反对典型性,是这一范畴中的非典型成员。另外,虽然不同范畴的原型之间的界限非常清晰,但由原型和其他非典型成员构成的某一范畴的边界却是模糊的,开放的,范畴与范畴是互相渗透的,无法一刀两断,截然分割,语言是一个“连续统(continuum)”

“象似性(iconicity)”[5]是说语言的结构和形式直接映照所表达的概念和经验结构,即“语言结构象似于人的经验结构”或者说“语言结构是经验结构的模型”。句法的象似性又可以分为成分象似和关系象似,成分象似指句法成分与经验结构的成分(大大小小的概念)相对应,也就是语言的“一个形式对应于一个意义”;关系象似指句法成分之间的关系与经验结构成分之间的关系相对应。关系象似具体又可以分为距离象似、顺序象似和数量象似。距离象似是指认知或概念上相接近的实体,其语言形式在时间和空间上也相接近;

领属关系中分“可予让的”与“不可予让的”两种:my nose ——a hat of mine

我(的)妈妈——我的书包

顺序象似指句法成分的排列顺序映照他们所表达的实际状态或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

他坐公共汽车到这儿——他到这儿坐公共汽车。

他跳在马背上——他在马背上跳。

数量象似则是指量大的信息,说话人觉得重要的信息,对听话人而言很难预测的信息,表达它们的句法成分也较大,形式较复杂。

那是一个长的不能再长的夏日的午后

隐喻(metaphor)相似性

转喻(metonymy):相关性。是指当甲事物同乙事物不相类似,但有密切关系时,可以利用这种关系,以乙事物的名称来取代甲事物,这样的一种修辞手段。转喻的重点不是在“相似”;而是在“联想”

与隐喻一样,转喻同样能够促进语义的发展。转喻也是基于人们的基本经验,实质是概念性的、自发的、无意识的认知过程。只不过与隐喻不同的是,转喻涉及的是一种“接近”和“突显”(salience)的关系。隐喻是不同认知域之间的映射,而转喻是同一认知模型中进行的映射,即同一认知模型中的一个范畴被用来激活另一个范畴,使后者得到突出。如head原型义项为身体的一部分,后通过转喻认知模式,词义扩展为“智力”;汉语用“国脚”代替国家足球队成员,“国手”代表国家乒乓球队运动员。

隐喻和转喻作为两种重要的认知模式,在人们认识世界、形成概念系统、语言发展的过程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个语义范畴中的原型意义通过隐喻和转喻认知模式的扩展,发展了其它义项,而这些义项又由于反复使用失去了其修辞特征,完成了由修辞意义向“字面意义”的转化过程即词汇化。

标记性理论(theory of marked

无标记性:与所有语言中发现的一般倾向相一致的特性

有标记性:违背这一种一般倾向的特性,即为例外特性

隐喻(metaphor)相似性

转喻(metonymy):相关性

1.5.2 句式语法理论

句式语法(Construction Grammar)以完形心理学为基础,认为语言中的句子都是句式的体现,而每一个句式都是一个“完形”(Gestalt)。“‘完形心理学’的一条重要原理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因此句式的整体意义不等于各组成部分的简单相加。整体可能有这样一些属性,它们不是从对组成部分的分析中推断出来的,因此不能通过对各部分的分析来认识整体的全部性质。从部分到整体和从整体到部分,这是思维过程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按照‘完形心理学’的观点,整体往往比部分更显著,更容易引起人的注意,也更容易处理和记忆,只有把握住整体才能把握住部分。因此,与其说句式的整体意义取决于组成部分的意义,不如说组成部分的意义取决于句式的整体意义。”[6]“句式语义和词汇语义之间存在一种 ‘互动’(interaction)的关系,典型的词汇语义对句式语义的形成造成一种由里向外的压力,但句式语义又反过来对词汇语义形成一种由外向里的压力,这个压力迫使单词在意义和功能上发生一些变化,通过隐喻或转喻的引申机制进入句式。

1.5.3 格语法理论

格语法是Fillmore在他的《“格”辨》一书中提出来的。Fillmore所说的“格”,有别于传统语法中主格、宾格之类的格,它指的是句子深层结构中每一个名词性短语与动词之间的句法语义关系,这种格与表层结构中的主语、宾语等句法成分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而且在表层结构中也不一定通过名词性短语的形态变化表示出来。

1.6 研究方法及语料来源

语法研究的目标是在详尽描写的基础上对语言事实作出尽可能合理的解释,从而实现“弱预测”[7]。因此,我们采用描写与解释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首先对可逆句式作出尽可能详实的描写;在此基础上,对各种可逆句式之所以可逆的深层动因做出尽可能合理的解释,并寻找制约可逆的各种句法语义因素及其具体制约方式。

由于供用——益得类可逆句式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句式系统,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坚持分析与综合相结合
 

 
{  编辑: 王文彬   }
 
 
  


Copyright 2004-2008  All Rights Reserved 制作维护:『山东大学中文信息研究所』